因此，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之间是否应当脱钩是行政主体理论定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结束了几百余年的旧的僧侣、贵族专制政权、顺利实现广大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的建立之自由的新生，在表明了西藏人民旨在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愿望和意志的同时，也无疑是中国民主史乃至世界民主史上的一件大事。全区有54个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并选出了301名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我们翻阅记录旧西藏社会、经济生活真实写照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至（六），基本上每个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里面都有贫苦农、牧民对于噶厦政府、贵族、寺庙的高利贷的血泪控诉，西藏人民在旧西藏时代经济权利方面的悲惨境遇，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关于民主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界定，但从词源学的角度讲，民主(Dnuoxparia或de-mocracy)就是demo加cracy，其含义是统治归于人民或人民主权。所以，有必要在西藏建立一套虽与内地行省有区别，但内政外交之权应统归中央的行政管理体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被西方国家部分政客所指责的西藏地区民主改革，才真正实现了西藏人民的人权彰显，即使是放诸于世界人权史的发展历程之中，也堪称一场史诗性的人权变革。而在噶厦政权中，格鲁派僧人的势力也非常强大，按照采取了僧、俗并用的原则，基本上处于僧、俗各半的比例，根据1959年初对西藏地方政府在职僧俗官员的排名登记表明，此时僧俗官员总数为477人，其中僧官266人(达赖喇嘛不计在内)，俗宫211人。

诚如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法学家西耶斯所指出的，对于获得特权的人来说，特权是优免，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丧气。其中，妇女被列为低等级的人，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低层的贫苦妇女。六、代结语：由反推判决方式条款到行政程序法典之正面回应 对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之设定，主要仰赖行政程序法典加以规范，同时辅以学说的碰撞发挥与判例的个案创造，此乃当今法治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79] 静态的救济，又可称为立法直接实施的救济，是指对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在立法上直接规定有利于相对人之结果的救济。[43]值得玩味的是，因补正行为本属原行政处分之补充，应视为原行政处分之一部分，[44]但依变更后的事实或法律状态得到的已非原行政处分，故此刻之补正将变得有名无实。[75] 2.行政程序瑕疵之确认违法与可撤销情形 《新法》第74条第1款将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纳入确认违法事由，同时第70条将违反法定程序纳入可撤销事由。[2]然而，由《行政诉讼法》中的判决方式条款反向推定行政程序瑕疵之法律后果，不仅存在逻辑上的本末倒置，而且无法完整地归纳出上述法律后果的所有情形。

鉴于以上不足，英国上诉法院重申了指导性与强制性程序规定在司法审查中的定位：对二者的判断只是某程序被违反后的第一步工作，接下来还要分析是否存在程序的实质遵守、如不遵守能否撤销行政行为、若不能撤销将面临何种结果。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

[54] 一般认为，绝对程序瑕疵遵循以下判断标准：如依程序规定明显之意义及目的系为特定当事人之利益或具有特定之满足及共识之功能，即可认为系绝对程序规定。（一）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之法律后果 在英国，究竟什么样的行政程序才算满足自然公正原则？答案并不简单。最后，层次性则是指法律后果之间有着轻重之分，其背后是实质正义与程序经济的博弈。[14] Kioa v. West,159 C.L.R. 550(1985),p.584. [15] 参见周佑勇、李煜兴：《行政程序价值的反思与定位》，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然而将这类决定描述成‘可撤销的是在不仅非常特别而且容易误导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有权知悉对其不利处分的事实、理由和依据。[62]但肯定的判例也同样存在，[63]且至今未形成统一见解。[74]实践中，我国法院曾在唐小兰诉遂昌县国土资源局不履行行政协议案中认为，被告未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报批等程序就事先在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对唐小兰作出迁建安置地90平方米属国有出让性质的承诺，该约定明显超越被告职权、违反法定程序，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应确认无效。

（3）程序轻微违法且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其次，关于可补正的行政程序瑕疵，行政程序法第114条第1款作了与德国近乎一致的五项列举。

但我国尚无行政程序瑕疵可补正的统一规定，目前仅在地方性行政程序立法中有所提及，而提及的适用情形又与新《行政诉讼法》中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情形高度重合。[67]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下文简称行政程序法）高度仿效德国。

因而主张对（准）司法决定、行政决定分别适用自然公正原则与公正活动义务。其中，涉及行政程序瑕疵的有两种：书面或电子行政行为未表明作出机关。[89]第三，必须是可以补正的情形。第一，无效说的代表为威廉·韦德，其主张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中的任一项子原则都将产生无效后果。[72]尤其需要注意在上述两种价值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这是合理划定忽略不计之适用范围的前提。[30]若法院认为程序错误并不严重，则通常会主张被违反的是指导性程序规定。

以上本该由行政程序法典从正面予以规范的问题乃《行政诉讼法》无法承受之重。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受英国法治传统所影响，在法定的程序要求方面同样存在强制性要求与指导性要求之分。

而可撤销取决于利害关系人的主张，若其放弃主张，则基于公定力的存在，行政行为是有效的。[48] 有观点指出，第46条不排除行政机关依职权撤销此类行政程序瑕疵行为的权力。

参见林莉红：《中国行政救济理论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1页。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换言之，其法律后果为忽略不计，而可补正不过是产生此后果的一个程序要件罢了。反之，若违反的程序规定是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宗旨，则法院会认为该规定具有强制性。行政机关若于补正程序瑕疵后，变更其原先的实体决定，则程序瑕疵并不因此补正（或者说补正有名无实），而应认为原先的行政程序瑕疵行为可由法院审查撤销。[64] 参见[日]藤田宙靖：《行政的事前程序》，王贵松译，载章剑生主编：《公法研究》（第16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3-194页。

法院的理由是，被告曾与该公司订立合同，约定若不向该公司授予本案之行政许可，则需承担赔偿义务。（二）我国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的现状与问题 1.行政程序瑕疵之无效情形 2014年《行政诉讼法》（下文简称《新法》）第75条明确将重大且明显违法作为无效的普适性标准，据此，程序瑕疵行政行为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的程度时无效。

参见何海波：《越权无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吗？》，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4期。如果是复议机关或法院命令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进行补正，则意味着在补正前，复议机关或法院已对行政程序瑕疵作出否定性评价，故难以谓之忽略不计。

所谓自己案件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强调法官不得与诉讼结果或任一方当事人有利益牵连，[9]也不得因情感偏好或适用不恰当程序而产生偏见。有意义的补正则表明如此处理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实现了双赢，行政效率与权利保护得以兼顾。

理由是后一种违法情形只可在本案中受攻击，而无效情形则可在其他案件中被攻击。[60] 参见王天华：《程序违法与实体审查——行政诉讼中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效果问题的一个侧面》，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但是，这种反推方式并不能归纳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的所有情形。[3]而越权无效原则也会涉及部分行政程序的内容。

[21]显然，加纳对越权采取了狭义理解，即超越了管辖权，而不包含管辖权之内的错误。学者卡罗尔·哈洛就曾感慨：在英国，行政程序不仅由行政机关和议会所塑造，而且也为法院所塑造。

再者，尽管曾有学者提出设立补正判决之构想，但他们无不主张补正判决应与确认违法判决并用。[49]这层关系可以从条文的适用顺位上得到印证，即程序瑕疵未在规定时限内补正的，行政行为仍属违法，其是否得为废弃，须依第46条进行判断。

[17] See Paul Craig,Administrative Law,London:Sweet Maxwell Inc.,2008,pp.391-392. [18] 参见王名扬：《英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除法定的类型化这一特征外，德国对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之设置还呈现出轻重分明的层次性色彩。